在经历了五年的相对稳定之后，欧洲天然气价格最近上涨了约400％。巨星财富认为，引用了几个因素：在新冠病毒后欧洲经济改善中天然气需求迅速反弹、欧洲碳税急剧上升以及供应的不确定性。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此大规模的能源价格突然飙升给消费者带来了直接的负担，也给政治家带来了问题。在整个欧洲，政治反应的范围各不相同，从西班牙提议的利润回扣、英国的价格上限，以及法国低收入家庭为抵消能源账单而直接支付的费用。意大利和希腊也在考虑消费者能源“救济”的提议。

　　具体来看英国，当撒切尔派“放松管制者”在1990年代重新设计能源市场时，他们做出了两个关键假设。1）能源市场将作为所谓的自由市场运作。2）政治或监管干预将是最小的。如果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应该起作用，后者是关键。换句话说，尽管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但在相对短缺的时期允许极高的价格可以补偿投资者为市场带来新供应，也可以补偿供应商在能源周期其他时间的低价。巨星财富认为，英国“放松管制者”没有考虑到两个因素：未来政治家在应对各自能源危机时的政治机会主义意义上的人性，以及消费者对能源的短期缺乏弹性需求这一简单事实。首先，政治家很难不干预危机，或者至少看起来对公众的痛苦表示同情。但我们认为，对缺乏弹性需求本质的误解是英国放松管制设计师的更大政策监督。

　　简单地说，消费者对天然气或电力的无弹性需求意味着我们几乎立即需要一种重要的商品，更重要的是没有现成的替代品。这意味着商品供应商，尤其是大型企业垄断企业，相对于典型消费者而言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例如，我们真的可以选择是否因为天然气价格高而在冬天给我们的家取暖吗？在能源价格高企期间，消费者的“选择”要么是呆在寒冷、黑暗的地方，要么支付市场需求或监管机构无意中允许的看似过高的价格。

　　与英国相比，美国监管机构在意识形态上不那么盲目，意识到电力“市场”根本不是真正的市场。是的，商品是批量买卖的，但这涉及没有真正的替代品或可行的替代品且需求缺乏弹性的俘虏客户。这意味着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商品稀缺时期都可能并且将会出现疯狂的高价格。结果，美国监管机构采取了权宜之计，对峰值电价设置价格上限——这也限制了生产商的利润。这以最不麻烦的方式所做的是承认在缺乏弹性的消费者需求和真正的垄断供应商的背景下，某些商品价格可能会出现极端波动。

　　每个政治体系自行决定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价格向尽可能多的公民提供基本服务，例如天然气或电力。除非整个能源供应链在国内生产并控制价格，否则政府和监管机构无法控制商品或投入价格。当价格上涨过快时，他们有效地设置了原油价格上限。这实际上只是破产的能源零售商，他们的收入受到限制，并且随着基础商品的出现，其费用急剧上升。

　　目前设计的这些能源市场没有及时补偿投资者建设和维持充足的天然气储存能力。但由于人为限制价格上限，英国（或许还有西班牙）政府也不会允许企业全面恢复价格。结果是市场和监管的最不吸引人的属性——所有商品的波动性和暂时的稀缺性，以及政府对具有无弹性需求特征的基本消费品的垄断供应商视而不见。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粗略的临时“修复”。但它们既粗糙又反应迟钝。一个临时的政治补丁，具有肤浅的大众吸引力和很少的真正理解。许多著名的沃伦巴菲特主义之一是，当潮水退去时，你真的只知道谁在裸泳（即财务暴露不当）。欧洲天然气价格的快速上涨“暴露”了能源零售业中一些衣冠楚楚的游泳者。

　　但是，消费者行为的短期无弹性需求概念的一个方面需要额外审查。对商品的短期消费选择是由各种类型的竞争技术或更具体地说是个别电器驱动的。从长远来看，政府有能力鼓励、征税或补贴技术，如热泵和电动汽车，它们将增加电气化并取代化石燃料的使用。但这加剧了我们的需求缺乏弹性的问题，使客户更加依赖他们的公用事业来提供冬季取暖等重要服务。

　　天然气或汽油等关键商品的价格急剧上涨或短缺往往会激怒公众，并经常引起政界人士在财务上的粗暴反应。价格上限和利润回扣可能会让渴望补救的公众感到满意。但它不能替代基于经济范围电气化的能源政策。鉴于能源政策对经济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能源政策应该像货币政策一样受到政府规划的关注。价格飙升和其他近期能源问题（在英国加油站排队）最终反映了政策失败。好消息是政策，尤其是糟糕的或考虑不周的政策，是可以修改和改进的。

　　但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改变能源“市场”的概念。购买天然气或电力的典型能源消费者就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被俘虏。他们的需求缺乏弹性，从垄断供应商那里购买商品。巨星财富表示，政府为保护消费者而有效收回部分公用事业利润的微弱努力并不能替代着眼于真正可靠性和弹性的国家能源规划。然而，我们认为这比我们最近目睹的当前危机中的决策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