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航者】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王玉飞: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是期货市场发展的根本宗旨
编者按

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是期货市场发展的根本宗旨。

2015年,大商所首创“保险+期货”服务“三农”新模式,经过多年来大商所的积极探索与创新实践,“保险+期货”模式覆盖范围明显扩大、服务模式持续升级,已成为管理农业价格波动风险、保障农民生产收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工具和手段。2016年至今,“保险+期货”连续多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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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大商所在过去组织了哪些“保险+期货”项目,项目扶贫效果怎样? “保险+期货”项目开展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哪一个?

王玉飞:2019年,包括“保险+期货”、场外期权、基差贸易等模式的“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项目规模进一步扩大,产品创新再上台阶,保障效果稳步提升。

大商所2019年全年共完成12个县域全覆盖试点立项及71个分散试点项目备案,65个分散试点项目顺利运行,共计48家期货公司联合8家保险公司和3家商业银行共同参与,涉及玉米、大豆、鸡蛋、豆粕及大商所猪饲料成本指数等品种和指数,保障现货量约310万吨,投保土地706万亩,覆盖全国21个省区,共计服务222个合作社,29万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超过9万户。其中各级政府补贴资金约1.6亿元(约占保费总额的38%)、大商所支持金额约1.68亿元。所有试点项目预计总体理赔约3.3亿元,赔付率为108%,较2018年“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试点106个项目总计赔付额增加1.56亿,赔付率增加35.65个百分点,理赔额度大幅增长,保障效果稳步提升。

其中,2016至2019年,在黑龙江省桦川县开展的“保险+期货”试点成果显著,为当地脱贫攻坚做出重要贡献,已成为“保险+期货”服务“三农”的标杆。2019年,桦川县人民政府专程向交易所致感谢信,并提出我所在该地区开展的“保险+期货”项目推动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对提高分散经营的农户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保障玉米种植户的收益,“谷贱伤农”和“卖粮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2018年全县旱田种植区玉米人均收入实现4500元,远高于贫困户人均收入3550元/年的脱贫标准。经各方共同努力,桦川县于2018年成功“脱贫摘帽”。

2019年,为进一步保证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脱贫不返贫,大商所支持鲁证期货在桦川县落地“保险+期货”县域覆盖玉米收入险,升级“桦川模式”。该项目总计覆盖面积32.75万亩,占桦川县2019年玉米种植面积的80%以上,总保费2338万元。该项目采取收入险的保障方式,每亩保障收益952元/亩,每亩扣除种植成本之后的收益为252元/亩,折合每公顷3780元的种植收益。当年桦川县遭受台风、连续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内涝灾情,导致玉米减产五成左右,部分地块甚至绝产。同时,玉米期货价格也受多重因素影响一路下行,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玉米种植收入大幅下滑,该项目每亩实现理赔271.77元,最终理赔总额约8900万元,赔付率达380%,与投保政策性种植险农户相比,户均增收约1万元。其中,桦川县百合浆果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王大江所在的桦川县苏家店镇新胜村在2019年种了5892亩玉米,投保的有4986亩,一垧(15亩)要亏损约2000元,由于投保了“保险+期货”收入险,最后每垧获得赔付4025元,理赔之后一垧反而还赚了2000元。桦川县农民通过参与“保险+期货”项目,极大程度规避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种植户收入的冲击,有效巩固脱贫成果。

该项目特点包括,一是实现县域“愿保尽保”,全面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在桦川县政府统筹组织下,为全县几乎所有玉米种植农户提供了收入保险,让农户在种粮之前便有了保障,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二是有效实现高额赔付,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项目最终理赔总额约8900万元,赔付率达380%;三是项目模式持续创新升级,全方位打造“桦川模式”。

2020年桦川县继续积极开展玉米“保险+期货”收入保障项目,并成功获得立项审批。2020年全县确定基准产量为0.56吨/亩,基准价格2000元/吨,保障水平81.2%,每亩实际保障收入金额为909.44元/亩,保费单价77.30元/亩。全县共投保4417户,投保面积41.84万亩,总保费3234万元,其中一般农户承担30%保费,政府承担15%保费及贫困户自付部分保费,其余55%保费由大商所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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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保险+期货”服务“三农”创新模式,您认为,相比其他服务“三农”的模式有哪些优势?

王玉飞:“保险+期货”通过机制创新,将风险有效转移给专业的风险管理市场,并实现了中小农户与衍生品市场的有机衔接,完善了现有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一是项目模式丰富,保障水平较高。从“价格险”到“收入险”实现了由管理单一市场风险到管理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有机统一,项目保障水平达到70%-85%,在现有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上有了显著提升。

二是探索出农业全产业链风险管理的可行路径。“保险+期货”以保障农户收益的方式形成了很好的市场示范,吸引了众多产业链下游的生猪、鸡蛋等畜禽企业利用该模式管理生产经营风险,引导了产业链上更多主体主动参与风险管理实践。

三是为地方政府强农惠农提供了有力抓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认识到“保险+期货”模式在稳定农业生产、助力脱贫攻坚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有针对性地投入财政资金来促进试点项目“增点扩面”。

四是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保险+期货”模式兜底保障的效果,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户“敢种田”“愿种田”“多种田”,不断扩大再生产,有效推动了农业生产规模化发展。

五是初步形成金融支农合力。引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试点,模式链条延伸为“银行+保险+期货”,解决了农户面临的贷款难问题。两年来,累计为参与试点农民发放贷款超过1.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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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保险+期货”跨界合作是大趋势,在与保险公司合作的基础上,更多的项目出现了政府机构、银行、合作社,对此,您怎么看?

王玉飞:目前地方政府尤其省市政府对“保险+期货”模式高度重视。特别是有些县域,即便财政资金补贴困难也愿意配套参与,这既有利于创新产业扶贫的有效实现形式,推动扶贫等专项资金合理运用,又有利于通过保障农民基本收入,夯实发展基础,保持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对保险公司而言,保险公司基于期货市场上相应的农产品期货价格开发农产品价格险,并通过购买期货公司的风险管理子公司的场外期权产品进行再保险,以对冲价格波动带来的赔付风险。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保险+期货”模式为保险公司开辟了新的业务领域和服务国家战略的新支点。通过参与“保险+期货”项目,推动保险公司成为国家在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方面新的落地主体,落实中央深改委确定的发展收入保险的政策要求,进一步提升保险公司在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中的功能作用,也为农业保险重点发展方向部署做好谋篇布局。

此外,“保险+期货”的保障效果也为银行、担保等相关金融机构推广普惠金融业务和更好的开展“三农”服务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已有部分项目积极引入银行、担保等金融机构参与试点,探索了“保险+期货+担保”、“保险+期货+银行”等新形式。据统计,2017-2019年累计为参与“保险+期货”项目的农民发放贷款超过1.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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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保险+期货”模式已正式开启第六年试点工作,从贵交易所角度,推广“保险+期货”面临哪些困难?该如何解决?

王玉飞:目前“保险+期货”模式规模化发展还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一是中央财政资金补贴不足,难以保证“保险+期货”可持续发展。实践表明,财政资金对保费的补贴是维持收入保险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从2019年大商所项目情况来看,交易所支持资金占比50%,是保费补贴的“主力军”,财政资金承担约40%,主要以地方财政为主,开展的77个项目中,仅6个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占总保费比例不足20%。从美国等农业保险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经验看,收入险是发展的主要方向,但要实现更大范围的推广,还需中央财政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此外,个别地区在开展“保险+期货”收入险项目的同时也投保了政策性农险,出现了重复投保的问题,也影响了财政补贴效率。

二是现阶段“保险+期货”收入险还没形成高效、统一的再保险安排。“保险+期货”收入保险中包括价格风险和产量风险,前者可通过期货市场机制有效对冲化解,后者需通过传统再保险机制分散转移,但现阶段保险公司购买再保险成本高且效果不好,产量风险难以有效分散。

三是多数银行无法将“保险+期货”作为有效抵押方式和增信方式来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农业生产的季节特征导致生产资金投入和经营收益在时间上难以匹配,农民客观上存在一定的贷款需求。随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推进,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代表的广大农户的融资需求更为迫切。但事实上,部分大型国有银行受传统客户信用审查规定的限制,普惠金融政策难以更好落地。农户即使参与“保险+期货”项目,目前也难以达到银行授信标准。同时,由于“保险+期货”模式下的保险产品虽然具有价值保障的功能,但理赔不是必然情况,银行尚无法以“保险+期货”的保单作为抵押方式。

综上,农业“保险+期货”能够提高农民收益的保障水平,获得了参保农户、地方政府等参与主体的一致认可,且继续参保的意愿和需求较高。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尝试将相关财政资金整合到项目保费补贴中,提供地方增量财政补贴,为项目可持续运作进行有益尝试。此外,通过延伸金融服务链条,引入银行和下游粮食收购企业,可以增加“保险+期货”保值增信功能,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贷款难”和“卖粮难”问题。总体看,农业“保险+期货”在具备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基本条件。下一步深化拓展的关键是要解决好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再保机制安排和普惠金融配套落实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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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保险+期货”也将使期货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您如何看“保险+期货”发展前景、机遇及挑战?

王玉飞:2020年,大商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国证监会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四不摘”,综合运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手段,加大对甘肃秦安、四川金阳等帮扶地区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发挥市场优势,优先在贫困地区开展“保险+期货”项目。“大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针对全国52个未“脱贫摘帽”的挂牌督战贫困县设立了“专项扶贫”项目,已在44个挂牌督战贫困县成功开展“保险+期货”试点,并支持在各贫困地区开展金融培训,帮助贫困地区管理风险、保障收入。另一方面,全面综合施策,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帮助帮扶地区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支持改善帮扶地区基本生活条件、教学设施、医疗护理水平等,切实解决当地生产生活困难。在此基础上,总结宣传帮扶实践经验,为决战脱贫攻坚贡献更多力量。

实践证明,“保险+期货”在期货市场服务“三农”、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方面大有作为,未来将继续担当重要角色。在“十四五”时期,可推动农业政策保险资金有效整合,进一步扩大项目规模,促进形成“保险+期货”资金补贴的长效机制。可按照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运行机制推广“保险+期货”收入保险,引导农民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保险+期货”收入保险中自主选择,并对应整合保险补贴资金,将用于政策性保险的保费补贴转移到“保险+期货”收入险项目。此外,可在现有模式基础上,创新引入银行、龙头企业等各方资源,探索“订单+保险+期货”、“银行+保险+期货”等新型服务模式,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基础上解决农产品收购、融资贷款等农业难题。

鉴于东北三省一区粮食生产规模化程度高,可率先在东北三省一区开展玉米全覆盖和部分大豆“保险+期货”的收入险项目,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逐步向华北和黄淮海产区拓展。以玉米为例,按临储时期包括收购、做囤、保管、资金利息等补贴支出252元/吨/年、按临储库存高峰期2.78亿吨测算,国家年财政补贴费用约700亿元。而当前推行“保险+期货”收入保险全覆盖需要保费规模约为130亿元,按照40%计算中央财政需补贴约为52亿元,按照20%-40%计算地方财政需补贴约为26-52亿元。实际效果上,农民通过参与“保险+期货”项目,获得了比普通政策性农险和大灾保险更好的保障效果。以2019年黑龙江省桦川县为例,在费率等同情况下,“保险+期货”收入保险较政策性大灾保险每亩多赔付225.91元;收入险赔付率达380%,高于政策性大灾保险94%的赔付率。可以说,从效果上看,“保险+期货”模式比政策性农业保险更好地保障了农民收入。

最后,从美国经验看,美国从1938年就开始探索利用保险市场为农场主提供基本收入保障,至今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联邦政府设立了农业风险管理局和联邦作物保险集团来设计农业保险产品、对接联邦财政保费补贴、承担再保险、管理项目运作,实现了对农作物保险的统筹协调。目前,90%以上的农作物通过农业保险进行保障,而基于期货价格的农作物收入保险的保费收入占农业保险总保费收入的80%以上。因此,“保险+期货”在我国农业风险管理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应用前景。另外,为更好地推广收入险,在现有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发展基础上,应进一步推动天气指数等衍生产品上市交易,为我国农民及涉农企业提供更丰富、更精细的风险管理工具,更好地对冲因恶劣天气变化而产生的减产减收风险,进而形成完整的农业风险管理闭环,提升期货市场对保险的“再保险”效果,进一步提高期货市场服务“三农”、服务国家战略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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